有人说，你为何走的城市越来越小，从首都、大上海、直辖市、省会城市，最后到地级市。其实，走了一圈，我感到年轻时想做大事可以去大城市，要生活便利还是在二线城市。就拿办事停车来说，在北京上海，我觉得人的大部分时间浪费在路上，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一个小时算近的。一天一般只能办一两件事。停车更是麻烦事，收费贵还不容易找到地方。还是在二线城市舒服。在东莞，车随便停，一般还不要钱，去哪都近，也不堵车。或许，我已经老了，越来越喜欢小城市了。

终于发现：

走江湖是极其危险的

         在东莞日报社的就职演说中，我说：中国的现有体制，并不适合职业传媒人的生存。

        我国的传媒强调的是“喉舌”功能，采取的是“事业化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体制。它既像官场，又似企业，不是纯粹的市场化程度很高的企业。媒体的主要领导的任命更多是考量政治因素，而不是经营业绩。所以，媒体的头儿多是“政治动物”，而不是职业传媒人。于是，传媒职业人的生存环境就成问题了。因为这个群体必须是充分市场化的环境下才能健康地成长。

        虽然，有了一些企业介入媒体经营，但原则上是不能控股的。不能控股对上市公司是没有吸引力的，因为无法合并报表。而且，企业只能经营发行与广告，核心产品是不能碰的。营销是建立在产品之上的，投资者无法控制产品，人为将一个整体分割成了两半，上下脱节，经营能顺畅吗？所以，几乎所有的进入媒体的公司与报社都出现这样那样的纠纷与矛盾，合作并不愉快。即使真正能控制产品的企业，也只能像“鬼子进村一样”悄悄地进行。可想而知，如此环境之下，职业经理人的生存自然非常恶劣！

        职业经理人收入偏低也是重要原因。传媒业不像互联网、房地产、金融、证券、家电等等行业，可以拿出较高的年薪聘请职业人。传媒业竞争激烈，利润很薄，整个行业收入偏低，媒体自然出不起大价钱聘请职业传媒人。

        尴尬的体制、非纯粹的市场环境，使传媒职业经理人的生存环境尤其恶劣。市场没有通行的游戏规则，即使签了合同也没有多少保障。职业传媒人被骗被黑被欺负的事儿时有发生。每当矛盾出现，你发现自己面对的是强大的国有企业，胜负早已注定。

        空降兵水土不服是常有的事儿。你新来乍到，要适应新领导，了解新团队，熟悉新环境；你不可能像足球教练带一支完整的班底，否则你会与老团队发生严重冲突；你也不可能一开始就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必需循序渐进，不宜操之过急；你必须拥有一个良好的心态面对可能遇到的所有无奈与郁闷。

        恰恰因为如此，真正混得好的职业传媒人要不就是幸运，遇到一个好领导；要不就是特殊材料铸造的，绝对是人精。

        有些人对我有误解，为什么到哪儿都干不长。其实，我也不想啊，每到一个地方，都想留下来的。在重庆，报社送了一套房，我打算安家的；在上海我们一开始就看楼盘，想买房。还讨论户口如何进上海；即使在长沙，我们一开始也看了几处小区。想在老家安居乐业的。周华健的一句歌词颇能代表我的心声：“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我从来不想“习惯性流产”。太多的迁徙对家庭也不利的。太太搬家搬怕了，女儿转学转怕了。我们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