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学者•杨奎松
杨奎松：历史还原了，大家都是人
 
■本报记者　陈洁

　　记者首先请杨奎松老师“猜猜看”，他应声而答：“我不大清楚为什么会获选成为年度人物。但既然是读书报评的，照理应该是因为去年的《开卷有疑》那个集子的影响，和今年这本《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吧。”
　　
700多页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甫一问世即获世人好评，但是杨奎松对它却不大满意，这一点他在序言里已经讲得很清楚。现在的这本书基本上没有利用到抗战及内战期间的蒋日记手稿，许多地方的交待还是粗线条的，因此他一直想把蒋日记的这一部分看完后，抽时间好好补充修改一下，让他自己，也让读者减少许多遗憾。

　　其实，杨奎松历史研究的真正价值，还不仅仅是像刑警破案一样挖掘出了历史真相（当然这是历史研究的根本内容之一），而在于将所有历史人物都还原为“人”的研究立场和态度。

　　比如对于1945年的“一二一事件”，他考证出蒋介石最极端的指示，也不过是“当予以断然严厉之处置，决不稍有姑息”。但指令在云南省层层下达，层层加码，就成了暴力镇压学生运动的惨案。杨奎松对此的分析是：“对上级的指示层层加码，在官僚体制下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何况，对于这个时候的党政人员，像这种能够充分表现自己对党国忠诚的机会也不是经常能够碰到。”“李宗黄（时云南省主席）对学潮的态度之激烈，很大程度上是其刚愎自用的个性和必欲彻底打击报复学界中支持龙云（前任云南省主席）的势力的强烈心态在起作用，反共更多的恐怕还是用来实施此种打击报复的一种借口而已。”

　　他还分析了国共两党围绕国统区学潮的斗争之复杂、不同偏向的教授们的选择和态度、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访华对学运的影响等。研究摆脱了过去惯有的宏大叙事和“历史必然规律”，而是将具体的人还原到时代背景中，理解历史事件的复杂性。

　　2008年中，杨奎松上半年主要还是在北京、上海两边跑，7月份去哈佛开会，然后在斯坦福大学查阅蒋介石日记手稿，原计划直到12月底，因为手头一本书没有交稿，不得不提前回国写作。结果一回国“就走不掉了”，有好几个会要主办、要参加，其他书稿、文章也脱不了手，再没能去美国继续工作。自从去年下半年交了《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书稿，他这一年基本上都在写一本新中国建国史的书。如果说今年有什么主要的工作成绩，就是部分完成了这方面的研究和写作。《国》一书其实是他去年的成绩，今年才收获荣誉。

　　网页上流传的杨奎松的一份简历如下：

　　一年务农

　　（湖北襄樊国家计委五七干校二连）

　　八年工人

　　（北京第二机床厂第七车间）

　　半年坐牢

　　（半步桥北京第一监狱看守所王八楼）

　　四年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

　　五年编辑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部）

　　三年讲师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

　　十年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现为教授

　　（北京大学/华东师大历史系）

　　对此，他说自己没有什么好补充的。因为1976年周恩来去世，愤恨“四人帮”所作所为，因而写了几首政治诗贴到广场上去，他成了追查缉拿的对象，并因此下狱。至于那半年的监狱生活，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至少和许多同时代人相比，尤其是和五六十年代蹲过监狱的人相比，算不上遭了多大的罪。那一段经历如果说对他的人生观产生了什么重大影响的话，一个是他发现：“我这个人真的不怕死。”无论遭遇何种境遇，他相信自己都能很快处之泰然，绝对不会在精神方面出问题。二是他坐监狱时曾调换过两个囚室，和几个犯人有过交往。杨奎松发现几个犯人中没有一个是过去想象中的坏人。最典型的是一个小学校长的孩子，当时已经三十出头，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少年犯管教所和监狱里度过的，原因是总偷东西。该犯家里并不缺钱，偷东西始于家教太严下的一次出走，事后在心理上有了某种病态（手痒）。但其父母坚持把他送进少管所，反而使他受到大孩子的教唆，出来后更难收手。再度进去后再度被染，成分也变了，服刑后干脆被送去农村，作为坏分子交公社大队管制。“文革”期间的日子可想而知。他在无法忍受后偷听了“敌台”广播，悄悄写信想要投敌。信直接从邮局被送到了公安局，而他的罪名也比过去的刑事犯更重了。几个月朝夕相处，杨奎松真切地体会到这个犯人其实也有着很善良的一面。未必不能走上正路。然而就在杨奎松出狱两个月后，他在街上偶然看见打着红×的枪毙人犯的布告，上面竟赫然写着这个犯人的名字。这让他很受震动。

　　这件事影响了杨奎松后来对人生、社会和历史的看法，彻底改变了他以往习惯于按照表面现象把人分成好坏的认识方法，学会了设身处地和换位思考。他认为，不学历史的人尚且应当学会理解和宽容，学历史的人尤其应当善于用发展和变化的眼光看问题，不能简单凭一己印象来取好恶。他说：“如果我们对周围一时尚不能完全弄清楚子丑寅卯的人和事，都没有办法在理解的前提下尽量从同情的角度、用宽容的心态加以包容，看不到事情的复杂背景和发展变化，我们又如何能够对表面上看起来早已盖棺论定的历史，真正做到客观，并公平地注意到其背后的复杂情形和它可能的发展变化呢？毕竟，由于历史发展的关系，过去的人和事更容易受到环境和条件的局限，也更容易被后来人为的种种假象所蒙蔽。不注意这一点，就很容易凭一己印象把历史人物或政党脸谱化。”

　　所谓脸谱化，是研究现代政治史中最典型的一种态度，其实也就是“戴帽子”。研究一个人物或政党，既不考察，也不论证，一上来就先给研究对象戴好了政治帽子，张三是唯心，李四是唯物；王